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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7-26
老疾，即年老且有疾病的官员有九人，同样被安排退休。
贪酷，即贪污腐败且行为残暴的官员有八人，被革职，即被剥夺了官职。
罢软无为，即软弱无能且无所作为的官员有三人，被冠带闲住。
科道拾遗，即在科举考试中成绩不佳的官员有二十四人，需要重新考核。
这次考察，是对京官队伍的一次大清洗。崇祯帝希望通过这次考察，能够清
除那些不称职的官员，选拔出真正有能力、有德行的官员来担任朝廷的重要职务。
考察结束后，朝堂上的气氛依然紧张。许多官员的命运在这一天发生了改变，
有的官员因为被降职或革职而面露忧色，有的则因为安然无恙而松了一口气。而
那些被冠带闲住或致仕的官员，心中则是五味杂陈，既有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反思，
也有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
崇祯帝在御座上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他的心中既有对清除不正之风的坚定，
也有对朝廷未来的期待。他知道，这次考察只是改革的开始，要想真正振兴大明
朝，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时间。
随着考察结果的公布，京城内外的百姓们也对这次活动议论纷纷。许多人对
崇祯帝的决策表示赞赏，认为这是一次正义的行动，有助于净化官场，提升政府
的公信力。而那些被处理的官员的家属，则在私下里唉声叹气，为家人的未来感
到担忧。
崇祯二年，三月十八日。兵科给事中宋鸣梧在朝会上上疏，详细陈述了当时
军饷问题的严重性。他的奏疏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大明朝军饷问题背后的深层
矛盾，引起了崇祯帝和朝臣们的高度重视。
宋鸣梧指出，遵化台军营的兵士们，南兵每月的军饷为一两五钱，而北军每
月仅能得到一石米，折合银一两。新设立的营兵虽然也能得到一两五钱的折色银，
但本色米只有五斗。有马的家丁每月能得到二两三钱五分，而无马的家丁则只有
一两一钱。这种军饷分配的不公，使得北军士兵感到极大的不满。
更糟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欠饷问题日益严重。士兵们长时间领不到应
有的军饷，生活陷入困境，甚至绝望。这种绝望的情绪在军中蔓延，最终导致了
士兵们的集体行动。他们开始离开营地，四处寻求军饷，甚至采取了极端的手段。
二月初三日和初八日，遵化西门外聚集了大量东游兵和榆木岭、白羊峪的援
兵。他们在遵化西门外伐木立寨，竖起了蟒旗，旗帜上大书「赤心报国，饥军设
粮」八个大字，表达了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军饷的渴望。当地民众看到这一幕，
情绪激动，与士兵发生了冲突。士兵们愤怒不已，要求得到应有的军饷，并希望
得到潘中军的回应。
到了三月二十二日，经过一番努力，地方官员终于抚定了哗变的士兵。然而，
这场哗变并非孤立事件，它反映了当时大明朝军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次日，巡
抚顺天右都御史王应豸因牟饷激变被逮捕，最终被判处死刑。这一事件震动了整
个朝廷，也引起了崇祯帝的深思。
崇祯帝在紫禁城中，面对着宋鸣梧的奏疏，心中充满了忧虑和焦虑。他深知，
军饷问题不仅关系到士兵的生活，更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边疆的安全。他下令严
查各地军饷发放情况，惩处贪污腐败的官员，并下令各地官员必须按时足额发放
军饷，确保士兵们的基本生活。
同时，崇祯帝也意识到，仅仅依靠严惩和命令是不够的。他需要从根本上改
革军饷制度，确保军饷的公平合理分配。他召集了朝中的重臣，讨论如何改进军
饷制度，如何更好地保障士兵的利益。
崇祯二年，三月间。大明朝的西北边陲风云突变。朝廷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
为总督，负责三边的军事和政务。杨鹤，字修龄，出身于湖南常德的武陵，是一
位有着丰富经验的官员。他曾因得罪权势滔天的魏忠贤而被免职，但在崇祯帝即
位后，得以复官，并被提拔为左副都御史。
杨鹤的任命，正值关中地区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朝廷急需一位有能力、
有经验的官员来稳定局势。杨鹤因其在朝中的声望和过往的政绩，被选为这一重
要职位。他被拜为兵部尚书，总督讨伐农民军，肩负起了平定叛乱、恢复地方秩
序的重任。
在杨鹤到任之前，商洛道参政刘应遇已经先发制人，击斩了起义军领袖王二
于白水，并追击至汉南，斩杀了另一位起义军领袖王大梁。督粮道参议洪承畴也
已成功击破了王左桂，使得起义军遭受了重大打击，许多义军成员被诛灭。
然而，尽管前任官员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农民起义的火种并未被彻底扑灭。
起义军在经历了初期的挫败后，反而变得更加激进和顽强。杨鹤到任后，面临的
是一个日益复杂的局势和不断增长的起义军力量。
杨鹤到任后，迅速投入了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工作。他督军不利，面对起义军
的灵活机动和民众的支持，官军的行动屡屡受挫。起义军不仅在军事上给官军造
成了压力，更在心理和政治上对朝廷构成了挑战。
起义军的日益增多，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激化。连年的灾荒、沉重的赋税
和官吏的腐败，使得民众生活困苦，怨声载道。起义军的口号和行动，触动了民
众的共鸣，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起义的行列中。
面对这一局面，杨鹤深知单靠武力镇压是不够的。他开始尝试采取更为灵活
和人性化的策略，希望通过改善民生、减轻赋税和严惩腐败来赢得民心，从根本
上削弱起义军的力量。
他下令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和考核，严惩贪污腐败，确保政策的落实。同
时，他还推动地方官员与民众进行沟通和协商，解决民众的实际困难，缓和社会
矛盾。
然而，尽管杨鹤做出了诸多努力，但局势依然严峻。起义军的规模不断扩大，
行动越来越大胆。杨鹤的军队在多次交战中屡屡受挫，士气低落。他意识到，要
想彻底平息这场起义，不仅需要军事上的胜利，更需要政治和社会上的全面改革。
在紫禁城中，崇祯帝和朝臣们密切关注着三边的局势。他们对杨鹤寄予厚望，
希望他能够尽快稳定局势，恢复地方秩序。然而，随着起义军的不断壮大，朝廷
的忧虑也在增加。
崇祯帝在朝会上多次询问杨鹤的进展，并对他表示了支持和信任。他深知，
这场起义不仅仅是军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他下令各地官员加强配合，确保杨
鹤能够得到充足的支持和资源。
崇祯二年，四月初九日，陕西的夜空被战云笼罩。义军领袖王佐桂率领着起
义军，向耀州（今陕西耀县）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耀州城下，火光冲天，杀声震
耳欲聋，起义军的攻势如同汹涌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
与此同时，洪承畴作为督粮道参议，迅速做出反应。他集结了官兵和乡勇共
万余人，分成十二营，形成了强大的防线和攻势。洪承畴的军队训练有素，装备
精良，是大明朝在陕西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云阳（陕西泾阳），洪承畴的军队将王佐桂的部队围得水泄不通。云阳城
内，王佐桂的起义军虽然人数众多，但面对官兵的重重包围，形势岌岌可危。洪
承畴的军队在城外安营扎寨，准备一举歼灭起义军。
然而，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天色突变，夜幕中突然雷声轰鸣，暴雨如注。
雷雨交加的夜晚，为王佐桂提供了一个突围的良机。起义军趁着夜色和雷雨的掩
护，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突围战。
起义军在王佐桂的指挥下，勇猛地冲向官兵的包围圈。雷雨声掩盖了他们的
行动声，闪电的光芒为他们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官兵们在突如其来的暴雨中措手
不及，起义军趁机突破了重围。
突围成功后，王佐桂不敢有丝毫停留，他率领着残部急速撤离。他们穿越了
淳化，进入了神道岭。神道岭地势险要，是逃亡的理想之地。在这里，起义军可
以暂时避开官兵的追击，获得喘息和重整旗鼓的机会。
而对于洪承畴来说，这次围剿的失败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在反思中意
识到，要想彻底平息起义，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更需要深入理解民心，解
决引发起义的根本问题。
崇祯帝在紫禁城中得知了这次战斗的结果，他的心中充满了忧虑。他知道，
陕西的起义军已经成为了大明朝的一大隐患，必须尽快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局势，
恢复国家的安定。
崇祯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朝堂上的气氛异常沉重。这一天，马懋才上奏，
将他家乡延安府的惨状呈现在崇祯帝和群臣面前，每一个字都如同重锤击打在每
个人的心上。
马懋才奏称，去年延安府全年无雨，草木枯焦，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旱灾降临
在这片土地上。百姓们的生活陷入了绝境，他们开始争抢山间的蓬草为食。当蓬
草也被采集殆尽，饥民们只得剥树皮为食。随着树皮也被剥光，他们甚至开始掘
取山中的石块来充饥。这些石块性冷味腥，虽能暂时充饥，但不久便会使人腹胀
下坠，最终导致死亡。
饥荒之下，一些百姓选择了相聚成为「盗」，他们宁愿选择反抗而死，也不
愿坐以待毙。更有甚者，烧人骨为薪，煮人肉以为食。这些食人者不久后也会因
为燥热而面目赤肿，最终死去。死亡的人数众多，尸体遍布，臭气薰天，安塞县
城外不得不掘坑以埋葬数以百计的死者，但仍有许多尸体无法及时掩埋。
马懋才的奏章中，小县的惨状已经如此，大县的情况可想而知。一处如此，
其他地方的情况也难以乐观。百姓在这种绝望中，不得不相互牵连，走上了成为
「盗」的道路。而庆阳、延安以北的地区，饥荒的情况更为严重。
起义虽然遭受了重创，首领王二、王大梁虽先后牺牲，但新的起义者却日益
增多。四月初八日，起义军七千余人攻打三水，游击高从龙战败身亡，官兵伤亡
者达二千余人。这一战事再次证明了起义军的顽强和官军的脆弱。
在紫禁城中，崇祯帝听着马懋才的奏报，面色凝重。他深知，这场灾荒和起
义的蔓延，已经对大明朝的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崇祯二年，四月的朝堂上，云南道御史毛羽健的一道题本，如同一颗石子投
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毛羽健在题本中直指袁崇焕的" 五年复辽" 计
划，怀疑这不过是袁崇焕在崇祯帝的追问下，仓促间给出的答复。他认为，这一
计划缺乏深思熟虑，可能只是一时的安慰之言。
毛羽健在题本中提出了五点质疑，包括方略、兵制、粮运、局势和善后，要
求袁崇焕对这些关键问题给出明确的答复。他的质疑直截了当，不留情面，显示
出他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关切和对袁崇焕计划的严肃审视。
毛羽健质疑袁崇焕的复辽方略是否切实可行，是否有详细的战略规划。他询
问袁崇焕对兵制的改革有何打算，如何确保军队的战斗力。对于粮草的运输和供
应，毛羽健要求知道袁崇焕如何解决远征军的后勤问题。他关心当前辽东的局势，
以及袁崇焕对敌我双方实力的评估。毛羽健还问及战后的安排，如何稳定边疆，
恢复生产，安置流民等。
袁崇焕接到兵部转发的毛羽健题本后，没有回避，而是在五月初六日逐条进
行了详细的回答。他的答复既有战略层面的宏观规划，也有具体执行的细节考量，
显示出他对复辽计划的深思熟虑和坚定决心。
袁崇焕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思路，包括筑城、练兵、明法度等，强调每一步都
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他提出了改革兵制的方案，包括选拔精兵、加强训练、改善
待遇等，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对于粮草问题，袁崇焕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改
善运输线路、储备粮食、就地屯田等，确保军队供给。他详细分析了辽东的局势，
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了客观评估，并提出了应对策略。袁崇焕也考虑到了战后
的问题，包括恢复生产、安置流民、稳定边疆等，显示出他的远见和责任感。
在答复的最后，袁崇焕再次向崇祯帝保证，他决不是" 空言恢复" ，而是有
着明确计划和坚定决心的。他承诺，自己将全力以赴，不辜负皇上的信任和期望，
誓要实现复辽的大业。
崇祯帝在接到袁崇焕的答复后，对袁崇焕的认真态度和详细规划表示满意。
他认识到，复辽非一日之功，需要时间和耐心，更需要像袁崇焕这样有才能、有
决心的将领。崇祯帝对袁崇焕表示了支持，鼓励他按照计划行事，同时要求朝中
其他官员给予配合和支持。
这次质疑和答复，不仅是对袁崇焕个人能力的一次考验，也是对大明朝复辽
计划的一次审视。它体现了朝中官员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和对政策执行的关注，也
展现了崇祯帝和袁崇焕对国家未来的坚定信念和不懈努力。
崇祯二年，五月。天空中上演了一场天文奇观——日食。然而，由于当时使
用的旧历法在推算日食时间上出现了误差，导致预测失准。这一失误让崇祯帝感
到不满，他考虑要追究钦天监台官的责任。
在朝堂上，礼部尚书徐光启站了出来，他上言崇祯帝，指出台官们使用的历
法是基于古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方法，而在元代，这种方法也曾出现过日食当食
不食的情况。徐光启认为，这并不是台官的过错，而是历法本身需要改进。他建
议崇祯帝应该及时修订历法，并提出参用西方的天文学方法。
徐光启的建议得到了崇祯帝的认同。崇祯帝意识到，为了提高历法的准确性，
需要吸收和融合西方的天文学成果。于是，他下诏让外国传教士龙华民等人参与
编修新的历法，而徐光启则被任命为监督，负责整个修订工作的进行。
这一决策标志着西方天文学方法开始在大明朝得到应用。龙华民等人带来了
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天文学知识和技术，与明朝传统天文学相结合，开始了新历
法的编修工作。
徐光启作为监督，不仅要确保新历法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还要协调明朝和西
方天文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他本人也是一位博学的科学家，对天文、数学、
农业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编修新历法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涉及到大量的观测、计算和验证工作。在徐
光启的监督下，明朝和西方天文学家们密切合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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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酷，即贪污腐败且行为残暴的官员有八人，被革职，即被剥夺了官职。
罢软无为，即软弱无能且无所作为的官员有三人，被冠带闲住。
科道拾遗，即在科举考试中成绩不佳的官员有二十四人，需要重新考核。
这次考察，是对京官队伍的一次大清洗。崇祯帝希望通过这次考察，能够清
除那些不称职的官员，选拔出真正有能力、有德行的官员来担任朝廷的重要职务。
考察结束后，朝堂上的气氛依然紧张。许多官员的命运在这一天发生了改变，
有的官员因为被降职或革职而面露忧色，有的则因为安然无恙而松了一口气。而
那些被冠带闲住或致仕的官员，心中则是五味杂陈，既有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反思，
也有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
崇祯帝在御座上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他的心中既有对清除不正之风的坚定，
也有对朝廷未来的期待。他知道，这次考察只是改革的开始，要想真正振兴大明
朝，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时间。
随着考察结果的公布，京城内外的百姓们也对这次活动议论纷纷。许多人对
崇祯帝的决策表示赞赏，认为这是一次正义的行动，有助于净化官场，提升政府
的公信力。而那些被处理的官员的家属，则在私下里唉声叹气，为家人的未来感
到担忧。
崇祯二年，三月十八日。兵科给事中宋鸣梧在朝会上上疏，详细陈述了当时
军饷问题的严重性。他的奏疏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大明朝军饷问题背后的深层
矛盾，引起了崇祯帝和朝臣们的高度重视。
宋鸣梧指出，遵化台军营的兵士们，南兵每月的军饷为一两五钱，而北军每
月仅能得到一石米，折合银一两。新设立的营兵虽然也能得到一两五钱的折色银，
但本色米只有五斗。有马的家丁每月能得到二两三钱五分，而无马的家丁则只有
一两一钱。这种军饷分配的不公，使得北军士兵感到极大的不满。
更糟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欠饷问题日益严重。士兵们长时间领不到应
有的军饷，生活陷入困境，甚至绝望。这种绝望的情绪在军中蔓延，最终导致了
士兵们的集体行动。他们开始离开营地，四处寻求军饷，甚至采取了极端的手段。
二月初三日和初八日，遵化西门外聚集了大量东游兵和榆木岭、白羊峪的援
兵。他们在遵化西门外伐木立寨，竖起了蟒旗，旗帜上大书「赤心报国，饥军设
粮」八个大字，表达了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军饷的渴望。当地民众看到这一幕，
情绪激动，与士兵发生了冲突。士兵们愤怒不已，要求得到应有的军饷，并希望
得到潘中军的回应。
到了三月二十二日，经过一番努力，地方官员终于抚定了哗变的士兵。然而，
这场哗变并非孤立事件，它反映了当时大明朝军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次日，巡
抚顺天右都御史王应豸因牟饷激变被逮捕，最终被判处死刑。这一事件震动了整
个朝廷，也引起了崇祯帝的深思。
崇祯帝在紫禁城中，面对着宋鸣梧的奏疏，心中充满了忧虑和焦虑。他深知，
军饷问题不仅关系到士兵的生活，更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边疆的安全。他下令严
查各地军饷发放情况，惩处贪污腐败的官员，并下令各地官员必须按时足额发放
军饷，确保士兵们的基本生活。
同时，崇祯帝也意识到，仅仅依靠严惩和命令是不够的。他需要从根本上改
革军饷制度，确保军饷的公平合理分配。他召集了朝中的重臣，讨论如何改进军
饷制度，如何更好地保障士兵的利益。
崇祯二年，三月间。大明朝的西北边陲风云突变。朝廷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
为总督，负责三边的军事和政务。杨鹤，字修龄，出身于湖南常德的武陵，是一
位有着丰富经验的官员。他曾因得罪权势滔天的魏忠贤而被免职，但在崇祯帝即
位后，得以复官，并被提拔为左副都御史。
杨鹤的任命，正值关中地区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朝廷急需一位有能力、
有经验的官员来稳定局势。杨鹤因其在朝中的声望和过往的政绩，被选为这一重
要职位。他被拜为兵部尚书，总督讨伐农民军，肩负起了平定叛乱、恢复地方秩
序的重任。
在杨鹤到任之前，商洛道参政刘应遇已经先发制人，击斩了起义军领袖王二
于白水，并追击至汉南，斩杀了另一位起义军领袖王大梁。督粮道参议洪承畴也
已成功击破了王左桂，使得起义军遭受了重大打击，许多义军成员被诛灭。
然而，尽管前任官员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农民起义的火种并未被彻底扑灭。
起义军在经历了初期的挫败后，反而变得更加激进和顽强。杨鹤到任后，面临的
是一个日益复杂的局势和不断增长的起义军力量。
杨鹤到任后，迅速投入了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工作。他督军不利，面对起义军
的灵活机动和民众的支持，官军的行动屡屡受挫。起义军不仅在军事上给官军造
成了压力，更在心理和政治上对朝廷构成了挑战。
起义军的日益增多，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激化。连年的灾荒、沉重的赋税
和官吏的腐败，使得民众生活困苦，怨声载道。起义军的口号和行动，触动了民
众的共鸣，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起义的行列中。
面对这一局面，杨鹤深知单靠武力镇压是不够的。他开始尝试采取更为灵活
和人性化的策略，希望通过改善民生、减轻赋税和严惩腐败来赢得民心，从根本
上削弱起义军的力量。
他下令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和考核，严惩贪污腐败，确保政策的落实。同
时，他还推动地方官员与民众进行沟通和协商，解决民众的实际困难，缓和社会
矛盾。
然而，尽管杨鹤做出了诸多努力，但局势依然严峻。起义军的规模不断扩大，
行动越来越大胆。杨鹤的军队在多次交战中屡屡受挫，士气低落。他意识到，要
想彻底平息这场起义，不仅需要军事上的胜利，更需要政治和社会上的全面改革。
在紫禁城中，崇祯帝和朝臣们密切关注着三边的局势。他们对杨鹤寄予厚望，
希望他能够尽快稳定局势，恢复地方秩序。然而，随着起义军的不断壮大，朝廷
的忧虑也在增加。
崇祯帝在朝会上多次询问杨鹤的进展，并对他表示了支持和信任。他深知，
这场起义不仅仅是军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他下令各地官员加强配合，确保杨
鹤能够得到充足的支持和资源。
崇祯二年，四月初九日，陕西的夜空被战云笼罩。义军领袖王佐桂率领着起
义军，向耀州（今陕西耀县）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耀州城下，火光冲天，杀声震
耳欲聋，起义军的攻势如同汹涌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
与此同时，洪承畴作为督粮道参议，迅速做出反应。他集结了官兵和乡勇共
万余人，分成十二营，形成了强大的防线和攻势。洪承畴的军队训练有素，装备
精良，是大明朝在陕西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云阳（陕西泾阳），洪承畴的军队将王佐桂的部队围得水泄不通。云阳城
内，王佐桂的起义军虽然人数众多，但面对官兵的重重包围，形势岌岌可危。洪
承畴的军队在城外安营扎寨，准备一举歼灭起义军。
然而，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天色突变，夜幕中突然雷声轰鸣，暴雨如注。
雷雨交加的夜晚，为王佐桂提供了一个突围的良机。起义军趁着夜色和雷雨的掩
护，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突围战。
起义军在王佐桂的指挥下，勇猛地冲向官兵的包围圈。雷雨声掩盖了他们的
行动声，闪电的光芒为他们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官兵们在突如其来的暴雨中措手
不及，起义军趁机突破了重围。
突围成功后，王佐桂不敢有丝毫停留，他率领着残部急速撤离。他们穿越了
淳化，进入了神道岭。神道岭地势险要，是逃亡的理想之地。在这里，起义军可
以暂时避开官兵的追击，获得喘息和重整旗鼓的机会。
而对于洪承畴来说，这次围剿的失败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在反思中意
识到，要想彻底平息起义，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更需要深入理解民心，解
决引发起义的根本问题。
崇祯帝在紫禁城中得知了这次战斗的结果，他的心中充满了忧虑。他知道，
陕西的起义军已经成为了大明朝的一大隐患，必须尽快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局势，
恢复国家的安定。
崇祯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朝堂上的气氛异常沉重。这一天，马懋才上奏，
将他家乡延安府的惨状呈现在崇祯帝和群臣面前，每一个字都如同重锤击打在每
个人的心上。
马懋才奏称，去年延安府全年无雨，草木枯焦，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旱灾降临
在这片土地上。百姓们的生活陷入了绝境，他们开始争抢山间的蓬草为食。当蓬
草也被采集殆尽，饥民们只得剥树皮为食。随着树皮也被剥光，他们甚至开始掘
取山中的石块来充饥。这些石块性冷味腥，虽能暂时充饥，但不久便会使人腹胀
下坠，最终导致死亡。
饥荒之下，一些百姓选择了相聚成为「盗」，他们宁愿选择反抗而死，也不
愿坐以待毙。更有甚者，烧人骨为薪，煮人肉以为食。这些食人者不久后也会因
为燥热而面目赤肿，最终死去。死亡的人数众多，尸体遍布，臭气薰天，安塞县
城外不得不掘坑以埋葬数以百计的死者，但仍有许多尸体无法及时掩埋。
马懋才的奏章中，小县的惨状已经如此，大县的情况可想而知。一处如此，
其他地方的情况也难以乐观。百姓在这种绝望中，不得不相互牵连，走上了成为
「盗」的道路。而庆阳、延安以北的地区，饥荒的情况更为严重。
起义虽然遭受了重创，首领王二、王大梁虽先后牺牲，但新的起义者却日益
增多。四月初八日，起义军七千余人攻打三水，游击高从龙战败身亡，官兵伤亡
者达二千余人。这一战事再次证明了起义军的顽强和官军的脆弱。
在紫禁城中，崇祯帝听着马懋才的奏报，面色凝重。他深知，这场灾荒和起
义的蔓延，已经对大明朝的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崇祯二年，四月的朝堂上，云南道御史毛羽健的一道题本，如同一颗石子投
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毛羽健在题本中直指袁崇焕的" 五年复辽" 计
划，怀疑这不过是袁崇焕在崇祯帝的追问下，仓促间给出的答复。他认为，这一
计划缺乏深思熟虑，可能只是一时的安慰之言。
毛羽健在题本中提出了五点质疑，包括方略、兵制、粮运、局势和善后，要
求袁崇焕对这些关键问题给出明确的答复。他的质疑直截了当，不留情面，显示
出他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关切和对袁崇焕计划的严肃审视。
毛羽健质疑袁崇焕的复辽方略是否切实可行，是否有详细的战略规划。他询
问袁崇焕对兵制的改革有何打算，如何确保军队的战斗力。对于粮草的运输和供
应，毛羽健要求知道袁崇焕如何解决远征军的后勤问题。他关心当前辽东的局势，
以及袁崇焕对敌我双方实力的评估。毛羽健还问及战后的安排，如何稳定边疆，
恢复生产，安置流民等。
袁崇焕接到兵部转发的毛羽健题本后，没有回避，而是在五月初六日逐条进
行了详细的回答。他的答复既有战略层面的宏观规划，也有具体执行的细节考量，
显示出他对复辽计划的深思熟虑和坚定决心。
袁崇焕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思路，包括筑城、练兵、明法度等，强调每一步都
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他提出了改革兵制的方案，包括选拔精兵、加强训练、改善
待遇等，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对于粮草问题，袁崇焕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改
善运输线路、储备粮食、就地屯田等，确保军队供给。他详细分析了辽东的局势，
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了客观评估，并提出了应对策略。袁崇焕也考虑到了战后
的问题，包括恢复生产、安置流民、稳定边疆等，显示出他的远见和责任感。
在答复的最后，袁崇焕再次向崇祯帝保证，他决不是" 空言恢复" ，而是有
着明确计划和坚定决心的。他承诺，自己将全力以赴，不辜负皇上的信任和期望，
誓要实现复辽的大业。
崇祯帝在接到袁崇焕的答复后，对袁崇焕的认真态度和详细规划表示满意。
他认识到，复辽非一日之功，需要时间和耐心，更需要像袁崇焕这样有才能、有
决心的将领。崇祯帝对袁崇焕表示了支持，鼓励他按照计划行事，同时要求朝中
其他官员给予配合和支持。
这次质疑和答复，不仅是对袁崇焕个人能力的一次考验，也是对大明朝复辽
计划的一次审视。它体现了朝中官员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和对政策执行的关注，也
展现了崇祯帝和袁崇焕对国家未来的坚定信念和不懈努力。
崇祯二年，五月。天空中上演了一场天文奇观——日食。然而，由于当时使
用的旧历法在推算日食时间上出现了误差，导致预测失准。这一失误让崇祯帝感
到不满，他考虑要追究钦天监台官的责任。
在朝堂上，礼部尚书徐光启站了出来，他上言崇祯帝，指出台官们使用的历
法是基于古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方法，而在元代，这种方法也曾出现过日食当食
不食的情况。徐光启认为，这并不是台官的过错，而是历法本身需要改进。他建
议崇祯帝应该及时修订历法，并提出参用西方的天文学方法。
徐光启的建议得到了崇祯帝的认同。崇祯帝意识到，为了提高历法的准确性，
需要吸收和融合西方的天文学成果。于是，他下诏让外国传教士龙华民等人参与
编修新的历法，而徐光启则被任命为监督，负责整个修订工作的进行。
这一决策标志着西方天文学方法开始在大明朝得到应用。龙华民等人带来了
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天文学知识和技术，与明朝传统天文学相结合，开始了新历
法的编修工作。
徐光启作为监督，不仅要确保新历法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还要协调明朝和西
方天文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他本人也是一位博学的科学家，对天文、数学、
农业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编修新历法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涉及到大量的观测、计算和验证工作。在徐
光启的监督下，明朝和西方天文学家们密切合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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